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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2/11/19 21: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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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的确立是血缘宗法社会崩溃、地缘政治社会建立的必然趋势。开始于春秋时代的社会转型,从最基层的社会组织形式—户籍制度的转型,发展到编户齐民制度的出现,从而形成什伍乡里制度以及建立其上的郡县制度,到战国时代中央集权体制的确立,终于完成了其在政治上的逻辑发展。

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转型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由分封制下的权力分散型社会向高度中央集权制社会的转变。这个转型过程虽然由血缘宗法社会向地缘政治社会的转型所引发,但在具体发展过程中,二者互相推动,互相促进,孰因孰果难以区分。正如在具体社会中的表现,集权政治和编户齐民也是互为因果。

一、中国古代的社会基础

所谓社会基础,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经济基础,一是社会思想基础。就前者而言,生产力的发展、血缘宗族社会的破坏、基层什伍乡里制度的形成以及郡县制的确立,都为中央集权政治提供了广阔的社会现实基础。而对于后者,即中央集权政治的社会思想基础,主要表现为大一统政治专制思想的形成。

中国古代社会有个极为显着的特点,就是政治思想极为发达,行政权力支配社会。从现实的国家当政者到居于社会下层的国人,无不对政治非常关心,所谓“政治乃天下之公器,人人得而议之非之”。在人们的意识中,行政权力高于一切,被看作是一切的归宿。

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春秋战国时代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变成政治家,百家争鸣,百家皆为政治。甚至可以这样说,政治是古代整个思想意识形态中的核心部分。哲学、经济、教育、伦理等思想,不仅离不开政治,而且最终都归结于政治。即所谓“文以载道”。这种单一的政治说教虽然是时代的缺憾,却为后世学者对政治思想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华夏文化最早发展起来的是农业文明,这种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主要的生产方式。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们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因此,聚族而居、大集体作业就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的主要形式,这就使得统治者实施专制政治成为可能。再者,中国是在父权家长制充分发展起来后进入阶级社会的,所以,在此后的国家形态中,上下尊卑、等级观念成为社会约定俗成的规范体系,为专制政治的形成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环境。

在父系氏族公社确立以后,父权家长制家庭逐渐成为社会的基层组织,私有制不断发展,贫富悬殊现象日益显着,阶级分化现象日益深刻,原始氏族社会开始解体。在当时,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最初表现的原始宗教是全氏族共有的,氏族所崇拜的自然神和祖先神是庇护本氏族全体成员的,所以,即使是普通氏族成员,也可凭借“天梯”直达天庭,向神诉说痛苦。

“人之初,天下通,人上通,旦上天,夕上天,旦有语,夕有语。”这种神事与民事的混杂、人神自由往来,显然不利于统治者的管理,这种局面出现于军事民主制时期,即传说中的英雄时代,最终导致了帝顺项时期的一场社会变革。

二、集权政治的萌芽

帝瑞顼时期,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阶级分化现象更为深刻,众多黎民祈求神灵保佑,民神杂糅的现象更加普遍,于是,帝瑞顼“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这场运动至少带来两层后果第一,“绝地天通”引起了社会秩序的变革。人神的分离,直接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社会地位的悬殊,火正黎成为民众管理官员。第二,“绝地天通”引发了一场宗教革命,宗教自由被限定为南正重等少数人的特权,“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的历史永远结束了。

因此,自帝瑞顼“绝地天通”以后,先秦政治便开始朝着集权的方向发展。虽然有关夏代的文字资料极其贫乏,但我们仍然可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如大禹在征伐三苗出征时宣称“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

夏启在征讨有扈氏时也声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命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绝对君权被说成是天命所归,对异己的征讨被说成是替天行道。这样,原本氏族共有的神权就被统治者所垄断,成为实现集权的工具。

殷商时代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宗教社会,“绝地天通”后专司人神交流的巫逐渐职业化、世袭化,在社会宗教、社会政治生活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具体说来,巫这种社会角色在殷商时代比较活跃,是神的意志的唯一权威阐释者和神权的实际掌握者,以上天意志的代表自居,故巫不仅是社会的精神领袖,而且在政治机构中居显赫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殷商政治又可称为巫史政治。

巫史政治显着的特点就是垄断。巫史垄断神坛、学坛,从而把持政坛,这是巫史文化的特征,这种垄断体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这种格局下的政治形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政治中心论或伪政治论。巫史现实活动的唯一目的,即维护现存政治。

所以,他们所从事的所有有关人文科学、神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无不以政治为中心,体现为单一的政治性垄断。第二,学在官府。当时只有贵族子弟才有接受教育的特权,教育内容也仅限于礼制、法度、宗教神学。所以,学在官府既是统治者实施垄断型文化制度的重要措施,也是垄断型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

需要指出的是,西周在殷商巫史文化的基础上,总结和发展了宗法制度和与此相适应的礼乐制度,使西周的政治制度与商代相比表现出并不完全相同的特点。宗法制是在父权家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在西周达到完善。它的特点是鉴于殷商的教训,并不盲目利用天命压制人民,而是将政权与族权合一,强调尊族敬宗,大宗维翰,宗子维城。

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整套礼乐制度,广泛地应用于政治和社会的各个方面,既能使人遵守符合等级观念的各种规范典章,又能体现出当时的时代文明,即所谓周礼,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春秋战国时期集权的确立

事实上,虽然殷商西周时代的统治者主观上都极力想建成君主至上的集权体制,但是由于以下原因的存在,这种愿望没有实现。首先,君主的权力受到原来氏族宗法原则的牵制。按照宗法原则组织起来的各级贵族,实际上在政治上起到了权力制衡作用,如伊尹放太甲、国人驱逐历王都是权力牵制的例子。

其次,君主的权力还受到天地、鬼神等宗教力量的牵制。在上三代,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权力制衡形式,而表现形式却有差异。具体而言,殷人尊天事鬼,在具体的政治行为过程中,巫可以起到对君主权力的制衡。

周人也讲天命,但已经在空洞的天命观里注入了实在的人事内容,就是强调民众的意志和力量。历史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急剧的社会变革在奴隶制国家的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都有深刻的表现。

春秋战国时代是君主集权制度形成历史上极为重要的阶段,一方面,传统的通过文化垄断欲达到政治集权的方法被彻底冲破。在新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以全新的姿态参与到政治当中。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在群雄混战的动乱中如鱼得水。

为了自己的政治命运,各国君主都极为看重知识分子,礼贤下士,墨子所谓“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说明了当时的知识分子抱着“政治乃天下之公器,人人可得而议之非之”的信念,积极参与政治,充当着政治制衡的角色。

政治上首先表现为对巫史政治的怀疑和反驳,由神学开始走向人学。西周末期,周天子权力失落,“尊神”、“敬天”的思想也相应地发生动摇,人间一切休咎祸福均自天降的传统观念受到挑战。郑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随着天的地位的动摇,天人关系出现新的变化。“夫民,神之主也。”“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这种人神关系的颠倒,正是重民思想的反映,对垄断型政治制度是一种极大的冲击,并由此引出了对后世影响至深的民本思潮。

其次,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冲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出现了兴办私学的热潮。随着公室衰败,学在官府的局面自然维持不下去了,许多曾在官府户从事文化活动时士,纷纷流落民间,“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竣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罄襄入于海”。

与此同时,原先深藏于宫廷的图书典籍也散落民间,“天子失官,学在民间”正是大势所趋。私学的兴起,尤其是“有教无类”地提出,对进一步促使垄断型政治制度的解体,其意义是不能低估的。

另一方面,面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各家各派的学者纷纷提出自己的社会解决方案,可惜的是,就当时各家的思想内容来看,无论道家、儒家还是法家,虽然具体内容有所差异,但从根本上说,无不以政治为中心,所谓百家争鸣,百家皆为政治。这种单一的政治说教的风习,为后世政治集权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各家各派的政治主张都对君主集权体制情有独钟,都想在另一层面重新建立君主集权制度,以有别于殷商时代垄断型政治制度。

仔细分析,春秋战国时代对君主集权的主张具有时代上的明显差异。在春秋时代,虽然君主集权制度已经被认为是解决社会动乱的有效方法,但集权的主体仍然被限定在姬姓家族,可见原始的血缘宗法观念依然存在,并起着重要作用。

总结

历史发展到战国时代,长期的动乱使人对统一产生了强烈的渴望。与此相适应,君主集权的大一统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具体内容也获得实质性的改变。有关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运动以及法家人物大同小异的思想,需要强调的是,战国时代的各国国君通过变法,将君臣之间原来的宗法血缘关系变成经济雇佣关系,彻底废除了原本与贵族政体相适应的宗法礼乐制度,建立了适应新的君主专制政体的封建体系。这是时代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它又大大推动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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