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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1/3/4 16:23:00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郊武周山北崖,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米,据文献记载,北魏和平年间(公元年至年)由一个著名的和尚昙曜主持,在京城(平城,今大同市)西郊武周塞,开凿石窟五所,现存云冈第16窟至20窟,就是当时开凿最早的所谓"昙曜五窟"。其他主要洞窟,也大多完成于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从石窟所保存的纪年铭刻和艺术风格上看,这处宏伟的艺术工程基本上都是北魏的遗物,距今已有多年的历史。

云冈石窟是我国最大的石窟之一,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以西16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依山而凿,东西绵延约一公里,气势恢弘,内容丰富。现存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个,造像5万1千余尊,代表了公元5至6世纪时中国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其中的昙曜五窟,布局设计严谨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云冈石窟也是世界闻名的石雕艺术宝库之一。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北魏,云冈石窟的开凿从文成帝和平初(年)起,一直延续至孝明帝正光五年(年)止,前后60多年。此后的东魏、北齐、隋及初唐,平城改为云中郡恒安镇治。唐代,据金皇统七年(年)曹衍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记》载:"贞观十五年(年),守臣重建";唐慧祥撰《古清凉传》卷上(古今胜迹三)记载,当时有一位俨禅师"每在恒安修理孝文石窟故像……以咸亨四年(年)终于石室"。初唐以后,平城呈现萧条景象,云冈石窟的建设因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未有大项工程。

辽金,辽兴宗、道宗时期,辽皇室曾对武州山石窟寺进行过延续十年之久的大规模修整。修建了石窟前接木构窟檐的通乐、灵岩、鲸崇、镇国、护国、天宫、崇福、童子、华严、兜率十座大寺,并对一千余尊佛像进行了整修。辽保大二年(年)金兵攻占大同,"寺遭焚劫,灵岩栋宇,扫地无遗"(《大金西京重修华严寺碑》)。金皇统三年至六年(-年),住持法师禀慧重修"灵岩大阁"(今第三窟外的阁楼),"自是,山门气象,翕然复完矣。"(《金碑》)。元代,武州山石窟寺庙院尚存。

明代,大同云冈再度荒废。云冈之称始于明嘉靖年间,明末崇祯十七年(年)李自成起义*路经大同,留部将张天琳驻守后清*入关攻占大同,云冈寺院再遭兵燹,沦为灰烬。清代,清顺治八年(年)云冈寺院得以重修。现存第5、6窟的木构窟檐和寺院即为此时重建。年,康熙皇帝于冬日回銮巡幸云冈寺并御书匾额"庄严法相"。清乾隆年间云冈石窟亦曾有修葺。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云冈石窟的主要洞窟和窟前木结构建筑(第5、6、7窟)均保存完好。年设置专门保护机构,石窟文物得以妥善保护,并对公众开放。

年6月考古工作者开始了对第8窟的考古发掘。首先在8窟前,挖掘了一条长16米,宽1米的南北向的探沟。称之为南北向1号探沟。考古工作者在8窟前出露基岩往南约2米处,发现一排砌石,砌石分上下两层,总高0.5米,其顶部距地表0.7米。根据考古工作者的观察这些所用石料曾经加工过,但这些砌石的年代却很难确定,据推测它们似乎与第9窟、第10窟前同样类型的砌石有一定的联系。砌石堆南还发现少量煤渣与瓦砾。往下1米深处,仅见一些碎石。这些碎石大概是开凿石窟时留下的废弃物。这里还发现了一件典型的辽代滴水。

第9、10窟前的考古发掘是在年5月开始的,由小野胜年主持,发掘是在第9窟窟门南17.50~19.5米,第8窟前建筑后墙以西9.5~11.30米的范围内进行。在表土0.2米深下发现耕土层,在耕土层再往下的*土层发现有砖瓦碎片和瓷片,都是晚期遗存。同年由考古工作者主持在第9、10窟前发掘一条南北走向的探沟,此探沟在第9窟窟门前向西延伸到第10窟西端,向东延伸到第9窟东端,此探沟编号为南北向2号探沟。在向北挖探沟的过程中,发现一段砖坛。共分两层,为二级台阶。在探沟南端1.7米深处发现一碎石层,与南北向1号探沟所见到的一样,有砖瓦碎片与瓷片。其中既有辽代砖瓦,也有更晚期的。在第9、10窟门以南13.20米处发现砖坛。南北向3号探沟位于第9、10窟间的门柱南,宽2米,长48米,同样的遗存在2号探沟中也见过。顶层是0.2米厚的表面,其下的地层中出土有砖与石块,底层是褐色土,深度0.4~0.5米。窟前15~25米的地层中含有辽代砖瓦残片,在出土的辽瓦中,发现一种带有人面鸟身纹饰的瓦当,此图案或称迦陵频迦,也有点像某种怪异的海兽的长牙样的纹饰。东西向1号探沟在第9窟窟门东端延伸到第10窟西端,辽代的铺地砖基本上遍布了整个探沟,这种砖的背面由绳子的印痕构成一道道纹饰,在辽代铺地砖的上面有一些石块,铺地砖下的基岩表面雕刻有花纹,这种花纹只在10窟前有,考古工作者认为它们与龙门的宾阳洞相似,是北魏时的作品。在第3、5、2,6门柱前发现用以支撑窟檐木柱的方形柱础石和方形柱穴,在柱础周围出土的人工制品,发现具有“土庭”风格的瓷片。据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瓷器的制作年代或与辽砖同时,或更早。门柱之间的基岩面上雕刻有龟背纹,两侧饰以莲瓣纹带,莲瓣纹带的顶端饰以联珠纹。因门柱柱基全部暴露出来了。这些柱基大约2米见方。在门柱的柱基每面都雕一对兽,二兽之间雕一博山炉。每一柱子正面都雕成大象的前半身,其两腿前腿和鼻子着地,形似一座香炉。

年9月考古工作者开始挖第12窟正前方的南北向5号探沟,由日比野丈夫和水野清一主持,后来小野胜年也参加了工作。探沟宽2米,长47米。表土层厚0.2米,表土下是厚约0.3米的深褐色土层,内含碎石片,再下是0.3米厚铺有辽代勾纹方砖的粘土层,此层延伸达15.40米。倾斜层从窟门向南延伸18米,在挖掘这一倾斜层时,发现了较晚的一块瓷片。石窟以南23米,地层突然加深,发现一座现代民房的地面,后被*府掩埋。石窟以南39米,距窟门所在平面5米以下处为沙层,在这一层中发现了一些北魏的陶片。年夏秋两季,第16~20窟内的地面全部被清理出来。第17窟内埋着的地面首先被清理干净,露出了主像菩萨的双脚。发掘还清理出一些石块,其中有一佛头。7月,在距昙曜五窟南约30米,在村北那段残缺的堡墙中,挖掘出一些带有千佛壁龛的石块,其保存得很好,仍留有原来鲜艳的红颜色。还发现一块泥胎塑像残片,可能是菩萨冠上的一部分。从9~11月,在日比野丈夫先生和小野胜年先生的带领下,发掘工作在第16~20窟前的地面上展开。先挖了一条宽约4米的东西向主探沟。从主探沟向北,在第19窟前的地面挖了另一条仅2米宽的探沟,在里面发现了一处可能是辽代的砖铺地面。在第20窟内,被长期埋在土里的主坐佛盘着的双腿,也最后清理出来。年,水野清一等在云冈石窟调查中,对龙王庙沟北也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同时进行的还有沟西侧南段,发现了兽面纹瓦当和羽纹板瓦滴水等物,瓦的形制与此次清理出的兽面纹Ⅰ式瓦当和羽纹Ⅰ式板瓦滴水相同。可以肯定,沟北端亦曾有过一定规模的建筑,并与沟西侧的建筑为同一时期。

年10月,在第9、10窟前东西30米,南北13米,共约平方米范围内的发掘中,发现一片柱础群。有方柱础8个,圆柱础16个。8个方柱槽(即柱础的槽)在距前壁4.3米处,恰好在一条东西轴线上,与前壁方向平行。每个柱槽~厘米见方,深18~52厘米。8个方形柱槽底面凿成覆盆式圆型柱础,在柱础内还发现很多木炭,说明这座木构建筑可能毁于火灾。柱础上面铺方砖,背面有沟纹。经实测8个方形柱础和第9、10窟前壁上方残存的8个梁孔的大小比例、开间尺寸及通面宽都基本一致。可以推测这是一座7开间的木构窟檐建筑坍塌毁后的建筑遗迹。

清除第9、10窟顶积土以后,发现6个排列有序的梁槽遗迹。梁槽方向与洞窟垂直,大槽方向与洞窟垂直,大槽长厘米、宽41厘米、深12厘米。底面又各凿1~2个20×13×13厘米的小方槽。在错台下面,每个梁槽两侧有对称的2个三角形槽,长43~52厘米、宽25厘米、深24厘米,中距90~厘米。从构造上来看,大梁槽为安放窟檐大梁而开凿的。小方槽可能是为梁底安设木榫起固定作用,防止大梁向外移动的榫槽。三角形槽可能是为了防止“脊檩”或整个梁架向前倾倒而安设的“托脚”的低槽。经实测,这一组梁槽的分间尺寸规律和年已被发现的柱础的间距、间数及通面宽是比较一致的。从这次发现的6个梁槽与窟前地面上紧靠列柱的6个柱础推断应是一座5间窟檐建筑。可以看出在第9窟、10窟前面有过两次修建活动。一次建造过7间大殿,一次修建过5间窟檐。

年7月清除第12窟前室顶板积土后,在列柱上方发现脊饰、石雕瓦顶残迹。结合下方列柱来看,全窟外观应是一座崖阁形式,与天水麦积山石窟七佛阁式样相似。这一崖格式洞窟,顶部为庑殿顶,正脊长约3.6米(距地面高9米),脊两端有鴟尾残迹,中央有鸟形残迹。下部为四柱三开间,柱高3.4米,断面八角形,柱基座高1.5米。柱檐风化剥蚀轮廓不清。但前室侧壁和柱头内侧浮雕还可推断该窟前壁面是柱头刻皿板,栌斗上托额枋,补间人字栱,柱头一斗三升的式样。从建筑年代上来说,第12窟新发现的仿木构建筑在全国现存崖阁式洞窟中是最早的一处。这组窟檐既是研究平城时期北魏建筑的重要实物资料,同时又对其他石窟寺的洞窟外貌形式具有很大的影响。

年山西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为保护龙王庙沟西侧的石窟进行施工,并对龙王沟西侧洞窟窟前地面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出土了一些具有细丝竹划痕的白瓷碗、内壁底部有一周刮釉的黑瓷碗等遗物,均属辽代遗物。龙王庙沟即云冈石窟第4、5窟间的山谷,因清代山谷北端建有龙王庙而得名。在清理窟前积土时,发现了积土底部的遗址,遂对此进行了清理和小规模的发掘。这次清理面积近平方米,对重要地段进行了开方发掘。共开2×5米的探沟一条,5×5米的探方十个。清理出房屋基址3座,从南向北为窟前厅堂遗址、蓄水池、僧房遗址。其中厅堂可分为礼拜区和生活区两部分。台基呈“凸”字型,面积平方米,基面上有残破的覆地方砖、柱础等,与基面相应的崖面上排列有整齐的梁孔4组及脊檩槽,从这些遗迹中可以看出厅堂遗址是龙王沟西侧的主体建筑。

这次发现的地炕遗址完全在僧房遗址中,面积24.9平方米,分上、下两部分,10条烟道,炕面用方砖铺砌,这是迄今为止首次发现的辽代居址中如此规模且完整的地炕。在膛内还发现了燃烧不完全的炭渣厚16厘米。在第4层的瓦砾层中夹杂有许多红烧土块,僧房的南墙、西墙、东墙表皮均呈黑红色,推测龙王庙两侧建筑遗址是遭到火焚而毁坏的,出土的瓷、陶、石等生活用具及货币、装饰品等约30件。这些重要的实物资料,对了解云冈石窟的历史风貌,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依据。这次出土的主要具有辽瓷特点生活用具的瓷器,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高温细胎白瓷,以仿定白瓷为主,数量约占一半以上,一般都是细胎,挂*衣施白釉。另一种是高温缸胎茶绿、黑、褐色等大型瓷器,器壁厚重胎粗,如绿釉剔花大罐、印花罐等。这些遗物的发现对研究辽代寺院及僧侣生活具有重要价值。龙王庙沟古代遗址面积较大,除整个沟西侧外,沟北侧也有瓦砾堆积。

年对第1—4窟和第9—20窟窟前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这次考古发掘,规模最大,收获更多,不仅对了解云冈石窟的历史地貌、开凿程序和技术提供了实物资料,而且弥补了历史文献的不足,这就为研究云冈开凿始末及营建历史,增添了新的线索,同时极大地丰富了云冈石窟及其周围文物的历史内涵。其中第3窟窟前遗址的发现,被评为“‘93’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发现的北魏遗迹有:在昙曜五窟前和第9、10窟前发现了两组与壁面上的大梁孔相对应的北魏建筑遗迹,有地面上排列整齐的柱穴和含丰富北魏磨光瓦片的烧土层,以及属于窟檐建筑室内地面上的5个团形莲花图案和一些龟背图案的雕刻纹;第20窟前发现北魏时修葺的台阶、坍塌的立壁石块堆积、用石屑和石块向南堆积扩展的两层石坝和一条斜坡踏道;第3窟发现了如何开窟取石的许多重要痕迹。通过对第3窟地面遗址的考察可以推测到石块的分割方式,一种是矩形石块的分割,一般沟槽方向绝大部分与洞窟的纵横剖线的方向一致。呈东西向和南北向,二者方向沟槽纵横交错将基岩面分割成矩形方块,形状呈“井田”样。此种沟槽分割的矩形石块在窟外前庭、窟内前室和后室均有分布。另一种是圆形石块的分割,是先确定圆心,然后以圆心为中心,刻出一个规整的圆,再依该圆外缘扩充10~20厘米,形成一个近似的圆,这样两圆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圆环,凿去内圆外侧和外圆之间的环形部分,内圆为所需揭取得圆形石块,以留它用。

这些环形沟槽分割的圆形石块的直径一般在0.73~1.10米之间,窟外前庭及窟内前室、后室均有分布。开凿石窟揭取石块的沟槽分割形式,无论是圆形石块或是方形石块,分割石块沟槽的宽窄、深浅,一般根据分割石块的大小来确定,分割的石块大者沟槽普遍宽深,小者沟槽明显浅窄。沟槽的断面基本上呈“U”字形,上面口部较宽,向下逐渐缩小变窄,底部为圆弧形。槽壁遗留有斜向凿痕,凿痕间距2.5厘米左右,槽宽一般为9~21厘米,深为30厘米左右,沟槽内填充物一般为纯净的碎石屑。沟槽将岩石面分割后,揭取石块的具体方法为:矩形石块从分割石块的一端依次逐块揭取,首先选择分割石块的某一端,将沟槽再沿着岩石面呈30°~40°方向继续凿成斜向沟槽,随后打入楔子,从一端撬起。圆形石块的揭取,是将环形沟槽某一段,凿成缺口,再撬起,具体方法也与矩形石块撬起的方法相同。圆形石块的另一种揭取方法是将环形沟槽外沿凿6~8个缺口,每个缺口的岩石底部斜向打入楔子,与岩石分离,最后从某一缺口撬起。

清理第3窟前室窟顶的二层平台时,在北侧靠近壁面的基岩面上,发现一排形状为方形、规格大小不一、东西向的10个柱坑;在南侧接近平台边缘的基岩面上,同时出现一排东西向、长方形梁槽,仅残存6个。梁槽之间有一条东西向凹槽相连接。这些梁槽与北侧基岩面上的柱坑可以对应。将前室窟顶平台上的这两排建筑遗迹与前庭地面上的两排柱基夯土坑进行联系,发现它们之间的位置关系也都完全对应,可见这是一处面阔九间的窟前木结构建筑遗迹。根据前室窟顶平台上梁槽、柱坑和前庭地面夯土柱基的位置分布情况,测算出这个建筑的明间面阔6.25米,次间5.48米,梢间5.28米,次梢间5.16米,尽间5米。平台上梁槽至后壁的进深5.1米;下层檐柱至前庭北壁进深约2.8米,副间进深3米。但是这组建筑的地面柱网排列情况,难以与洞窟北壁崖面现存12个长方形梁孔遗迹位置对应,建筑的高度无法计算,若从两个平面的柱网分布、对应关系等多方面考虑,推断为一座多层建筑。

年在云冈石窟山顶还发现了一处“云冈山顶塔基遗址”,它位于云冈石窟东部窟群山顶的最东侧,西距云冈石窟第1窟约米。该塔基是由地基(基础)、基座、石塔底层建筑三部分构成。塔基基座平面接近正方形,坐北朝南,东西长12.2米、南北宽12.1米,四周用砂岩石片包砌,石片间缝隙用褐色粘土填充,内部填以夯土。基座南面设东西向的东斜坡踏道和西斜坡踏道各一条,踏道宽均为1.45~1.5米,可以从东、西侧不同方向登临上塔的基座。但是东、西两条踏道表面已经破环,现在呈斜坡状,北魏时的原状不明。踏道内外全部用沙岩石片垒砌,朝南的外侧面较为整齐,与基座四周墙体做法一致。基座北面正中位置有一条条通向北面斜坡的墁道。墁道两侧墙体用石片垒砌,其南端与基座北面石片墙体呈90°交接,两墙同时垒砌,二者连成一体,它说明当时石塔的设计是将基座与北向斜坡墁道作为整体建筑进行统筹考虑,或许该石塔遗址只是北面寺院的一部分。

底层建筑由塔芯实体、环塔芯殿堂式回廊两部分组成。塔芯位于塔基中央部位,石塔的底衬石东侧残存3.1米,而北侧仅存1.45米。在塔芯的北面残存一段长10.5米、宽0.85米、高0.4米的墙,此墙用石片垒砌,墙体内外两侧抹以泥皮,表面涂一小块赭红色彩。东面的墙体破坏更为严重,塔芯和墙体之间有一个回廊,回廊仅保存东面和北面的一小部分。回廊的地面比较平整,出土以砂岩质地的北魏造像残件为主,主要有菩萨、弟子、护法、飞天的头像、供养天人身躯、千佛图像以及其他装饰等残件,并有一定数量的莲花帐座和“传祚无穷”瓦当及7个石刻兽头门墩出土,主要集中在基座的四周外围。生活用品出土有陶片和一枚“五铢”钱币。这些石雕造像和生活用品出土的位置,对于研究石塔和佛教寺院发展状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发现其他时期的遗迹有:昙曜五窟前辽金时期的部分铺地砖、含辽金时期建筑瓦砾的文化层;第9~13窟前地面排列整齐的辽金时期三排柱穴遗迹,靠近窟壁的部分柱穴内有方形石础,与立壁上端的小型方孔相对应;在第3窟前,发现了唐、辽时期活动的文化层以及金代“九间灵岩大阁”的地面柱穴排列的遗迹。

年8~10月,在窟顶防渗水工程一区发现并发掘一处北魏寺庙遗址,发掘面积达到平米。发掘范围内,共发现包括现代层、明清层、辽金层和北魏文化层在内的四个文化层。明清层有一些灰坑,辽金层有灰坑、小路遗迹和建筑遗迹,北魏层残存一组较完整的寺庙遗迹,包括北廊房、东廊房、西廊房、南廊房、塔基和砖瓦窑遗迹。其中北廊房遗迹长61.5米,方向南偏西,由15间房组成,其中北魏时期13间,辽金时期两间。北魏房有套间,也有单间,最大套间东西为7.4米,南北为3.4米,其中里间东西为3.3米,南北为3.4米,门宽0.6米;外间东西为3米,南北为3.4米,门宽0.85米。最小套间东西6米,南北3.4米。里间东西3.6米,南北3.4米,门宽0.9米;外间又被南北隔开,东西均为2米,南北里间为1.7米,门宽1米,外间为1.3米,门宽0.9米。夹墙厚0.2~0.5米。正房前面为柱础和散水,现存柱础12个,砂岩质地,覆盆素面,直径基本相同,如Z1,直径0.52米,柱洞直径0.1米,距Z2中心为5米。柱础与柱础之间距离不等,最长为5米,最短为2.5米,与开间长度不等相关。由遗迹观察,这排房应为前廊后室的廊房式建筑。墙基前柱础距房墙基约1.9~2米。房墙为夯筑,厚0.65~0.85米,残高不等,北魏房屋残墙遗迹最高为1米多,内有土炕、灶坑和烟道,但不是每间都有。在北廊房建筑遗迹中部,有两间辽金建筑遗迹。叠压于北魏北房遗迹之上,编号F1和F2,都是套间,如F2,南北为12米,东西为4.5~6米,残墙最高处1.7米。

西廊房位于中部F6和F7南部,南北13.5米,东西5.9米,有房两间,编号F18和F19,其中,F18为套间,南北含墙体为8.3米,墙厚0.3米,东西为4.4米。前面发现柱础,布局与北廊房的相同,推析原来也为前廊后室。廊房位于北廊房东端南部,长约18米,宽约4.4米,被一条现代沟打破,有三间房,编号F20、F21、F22。在这组建筑的西南部分,南邻砖瓦窑,有“『”形房基遗迹,两间门朝南,如F16,东西为2.9米,南北为3米,另一间又稍大些。还有几间房门朝东,因破坏严重,难以清楚区别,只能看出大致轮廓。这组房屋因位置相对靠南,定名南廊房。塔基位于东西廊房中间靠南的位置,残留一方形台基,边长南北约14米,东西14.3米,现存高约0.35~0.7米。台基四周是1.5米厚的夯土,夯土外包有片石,南面正中有一斜坡踏道,踏道宽约2.1米,长约5米。台基表面已经严重破坏,仔细查看,表面不规则散布着40多个圆形或方形柱洞,柱洞直径约25厘米。台基东西两侧约8米处,各有一个大柱础,直径约0.7米。据周边环境、布局和本身形状和结构分析,这个方形台基,可能是一座塔基。

砖瓦窑遗迹位于这组建筑群遗迹的西南角,共有两个,编号Y和Y,窑内尚有烧扭曲的瓦当和板瓦。砖瓦窑建筑方法,是先用土坯垒砌窑壁,然后在表面抹一层1~2厘米厚的草拌泥。如Y,窑室南北长3.6米,东西宽1.85~2.36米,深1米,窑门宽0.72米,残高0.85米。内并列三个三角形口的烟道,烟道直径为0.23~0.28米。Y形状如Y,尺寸略小。两个窑口前面是北魏工作面,土中夹杂有不少木炭碎屑。在辽金地层,还残存河卵石排列的小径,宽约0.5米,弯弯曲曲,断断续续。发掘出土的遗物主要是北魏建筑材料,残瓦最多,据初步统计,板瓦块大约为块,筒瓦块约为00块。此外,辽金建筑遗址中出土有辽金瓦和瓷片,还有许多煤渣。在北魏建筑遗迹中,还有“传祚无穷”文字瓦当和不少带釉板瓦,也有少量北魏陶片,一片北魏陶器上还有“四窟”戳印。另外发现一些石质佛像和供养人残片。经过分析这是一处北魏时期以塔为中心的塔院式寺庙建筑遗址,可能是云冈译经场所或者高级僧侣生活区,属北魏云冈寺院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现,有助于了解北魏云冈寺院的结构、布局和范围,为世界文化遗产地增添新的内容。

云冈院史馆位于云冈景区礼佛大道南侧,毗邻云冈美术馆,建筑面积平方米。布展面积约平方米。改建于年,年7月对外开放。规划设计为发现云冈、认识云冈、保护云冈和创新云冈共四个展区。四个展区共计展出近幅云冈历史图片,其中很多图片是首次公开面世。展陈内容以时间为脉络,用专题板块、名人字画、实物展出等多种形式,图文并茂、直观生动地展示了云冈石窟近百年的发展历程。

第一展区“发现云冈”展出了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年法国学者沙畹以及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考察云冈时拍摄的珍贵黑白照片。第二展区“认识云冈”介绍了百年来发生的国家领导人视察云冈、中外学者考察云冈等重大事件以及取得的相关成果等。第三展区“保护云冈”以近百幅图片和简明扼要的文字以及实物工具等,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保护云冈”的完整历程。包括三年(-)保护工程、八五保护维修工程、国道改线等标志性工程,这些工程基本解决了云冈石窟岩体不稳定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完善的保护、监测、防护体系。第四展区“创新云冈”展出了云冈石窟研究院建院十年多来,各项工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充分展现了云冈十年来的辉煌气象。

在绵延一公里的石雕群中,雕像大至十几米,小至几公分,巨石横亘,石雕林立,蔚为大观。他们有的正襟危坐,栩栩如生,有的载歌载舞,神采飞扬,或击鼓或敲钟,或手捧短笛,或怀抱琵琶,悠然自得,笑迎游人。这些佛像、飞天、赞助者、供养人的面貌和衣饰上,都留有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勤劳。这些佛像与乐伎刻像,还明显地流露着异域色彩。在我国传统雕刻艺术的基础上,吸取、融汇了印度犍陀罗艺术及波斯艺术的精华,这是我国古代人民创造性劳动的智慧结晶,也是他们与其它国家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中期石窟:是云冈石窟雕凿的鼎盛阶段,主要有第1、2窟,第5、6窟,第7、8窟,第9、10窟,第11、12、13窟以及未完工的第3窟。这一时期(-年),是北魏迁洛以前的孝文时期,是北魏最稳定、最兴盛的时期,云冈石窟是集中了全国的优秀人才,以其国力为保证,进而雕凿出更为繁华精美的云冈石窟大窟大像。到孝文帝迁都前,皇家经营的所有大窟大像均已完成,历时40余年。中期洞窟平面多呈方形或长方形,有的洞窟雕中心塔柱,或具前后室,壁面布局上下重层,左右分段,窟顶多有平棊藻井。造像题材内容多样化,突出了释迦、弥勒佛的地位,流行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出现了护法天神、伎乐天、供养人行列以及佛本行、本生、因缘和维摩诘故事等。佛像面相丰圆适中,特别是褒衣博带式的佛像盛行,出现了许多新的题材和造像组合,侧重于护法形象和各种装饰。中期石窟也是积极于改革创新的时期,掀起了佛教石窟艺术中国化的过程。这多种因素的综合,也就产生了所谓富丽堂皇的太和风格,主要特点是汉化趋势发展迅速,石窟艺术中国化在这一时期起步并完成,这个时期即云冈中期石窟,它所呈现的内容繁复、雕饰精美的雕刻艺术特点大异于早期石窟,雕刻造型追求工整华丽,从洞窟形制到雕刻内容和风格均有明显的汉化特征。

第一窟、第二窟两窟为双窟,位于云冈石窟东端。一窟中央雕出两层方形塔柱,后壁立像为弥勒,四壁佛像大多风化剥蚀,南壁窟门两侧雕维摩、文殊,东壁后下部的佛本生故事浮雕保存较完整;二窟中央为一方形三层塔柱,每层四面刻出三间楼阁式佛龛,窟内壁面还雕出五层小塔,是研究北魏建筑的形象资料。

第三窟是云冈最大的石窟,前面断壁高约25米,传为昙曜译经楼,窟分前后室,前室上部中间凿出一个弥勒窟室,左右凿出一对三层方塔。后室南面西侧雕刻有面貌圆润、肌肉丰满、花冠精细、衣纹流畅的三尊造像,本尊坐佛高约10米,两菩萨立像各高6.2米。从这三像的风格和雕刻手法看,可能是初唐(公元七世纪)时雕刻的。

第四窟的中央雕一长方形立柱,南北两面各雕六佛像,东西各雕三佛像。南壁窟门上方有北魏正光纪年(公元~年)铭记,这是云冈石窟现存最晚的铭记。

第五窟位于云冈石窟中部,与六窟为一组双窟。窟分前后室,后室北壁主像为三世佛,中央坐像高17米,是云冈石窟最大的佛像。窟的四壁满雕佛龛、佛像。拱门两侧,刻有二佛对坐在菩提树已顶部浮雕飞天,线条优美。两窟窟前有五间四层楼阁,现存建筑为清初顺治八年(公元年)重建。第六窟,窟平面近方形,中央是一个连接窟顶的两层方形塔柱,高约15米。塔柱下面叫层大龛,南面雕坐佛像,西面雕倚坐佛像,北面雕释迎多宝对坐像,东面雕交脚弥勒像。塔柱四面大龛两侧和窟东、南、西三壁以及明窗两侧,雕出33幅描写释迦牟尼从诞生到成道的佛传故事浮雕。此窟规模宏伟,雕饰富丽,技法精炼,是云冈石窟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说是不让拍买了画册,但还是忍不住多拍了一些照片,对于现在手机、相机可以蓝牙互联的科技时代来说,用手机遥控相机,不开闪光灯的拍几张石窟照片简直太容易了。

第七窟前建有三层木构窟檐,窟内分前后两室。后室正壁上层刻有菩萨坐于狮子座上。东、西、南三面壁上,布满雕刻的佛龛造像,南壁门拱上的六个供养菩萨,形象优美逼真。窟顶浮雕飞天,生动活泼,各以莲花为中心,盘旋飞舞,舞姿动人。

早期石窟:即今第16~20窟,亦称为昙曜五窟。根据《魏书·释老志》(卷)记载:"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于复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人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文中记述的开窟五所,就是当时著名的高僧昙曜就选择了钟灵毓秀的武州山,开凿了雄伟壮观的昙曜五窟,揭开了云冈石窟开凿的序幕。第16~20窟即帝王象征的昙曜五窟。平面为马蹄形,穹隆顶,外壁满雕千佛。主要造像为三世佛,佛像高大,面相丰圆,高鼻深目,双肩齐挺,显示出一种劲健、浑厚、质朴的造像作风。其雕刻技艺继承并发展了汉代的优秀传统,吸收并融合了古印度犍陀罗、秣菟罗艺术的精华,创造出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第十八窟正中立像高达15米多,右臂袒露,身披千佛袈裟,刻画细腻,生动感人。

在大同的两天特意选择住在大同市外,一清早就赶到这里一个是清凉,一个是游客少。

第十九窟主像是三世像,窟中的释迦坐像,高16.8米,是云冈石窟中的第二大像。窟外东西凿出两个耳洞,各雕一身8米的坐像。

第二十窟前带大约在辽代以前已崩塌,造像完全露天。立像是三大佛,正中的释迦坐像,高13.7米,这尊佛像面部丰满,两肩宽厚,造型雄伟,气魄浑厚,为云冈石窟雕刻艺术的代表作。

昙曜五窟留下一爪,希望将来大嘴猴和老虎能故地重游。

晚期石窟:北魏迁都洛阳后(年),云冈石窟大规模的开凿活动虽然停止了,但凿窟造像之风在中下层阶层蔓延起来,亲贵、中下层官吏以及邑人信众充分利用平城旧有的技艺在云冈开凿了大量的中小型洞窟,这种小窟小龛的镌建一直延续到孝明帝正光五年(年),平城作为北都仍是北魏佛教要地。这时大窟减少,中、小型窟龛从东往西布满崖面。主要分布在第20窟以西,还包括第4窟、14窟、15窟和11窟以西崖面上的小龛,约有余座中小型洞窟。洞窟大多以单窟形式出现,不再成组。造像题材多为释迦多宝或上为弥勒,下为释迦。佛像和菩萨面形消瘦、长颈、肩窄且下削,这种造像为北魏晚期推行"汉化"改革,出现的一种清新典雅"秀骨清像"的艺术形象,成为北魏后期佛教造像显著特点。这一特征和风格在龙门石窟北魏窟亦有表现,对中国石窟寺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云冈石窟陈列馆座落于云冈景区西部,占地面积0平方米,建筑面积平方米。该馆于9年6月开工,年9月主体完工,年9月底完成布展。陈列馆建筑结构形式是剪力墙加大跨度钢结构屋面,主体用66榀、长40米、重达17吨的拱形钢梁交错排列而成,形成一个多波浪形的完美结构。屋顶立面显现多个佛眼,与石窟大佛交相辉映。建筑物地下6米,地面以上最高点标高5.8米。南端通过佛龛通道直达演艺中心,北端为一个下沉式广场,通过木栈道可达石窟主景区。

陈列馆中央大厅面积平方米,前厅东侧端坐第20窟大佛的等比例复原雕像,正面是一幅巨型油画,游客通过时光隧道进入主展厅;主展厅设置24台投影仪,在两侧各长70米的大屏幕上,通过多媒体影像展示北魏的辉煌历史和云冈石窟的开凿历程,显示了当年皇家礼佛的宏大场景;两侧主题展厅分别陈列云冈石窟及周边地区的出土文物。一、二、三展厅陈列北魏时期的生活用品、建筑构件、石雕造像和云冈石窟开凿相关出土文物;四展厅采用多媒体互动形式,展示云冈和敦煌、龙门、麦积山、巴米扬等石窟的影像,并将各石窟的艺术形式进行对比;小影厅主要播放佛家修行的心路历程。各展区还设置多台大屏幕多媒体与游客互动,使展示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休息区和商店供游客小憩和购买云冈纪念品。

陈列馆用独特的建筑形式和馆藏的大量出土文物,结合现代高科技声光电手段,向游客阐释北魏王朝的兴起和发展历程。游客将在馆内通过参观与互动参与等多种形式,加深对云冈石窟的了解,领会云冈石窟的精致之美、沧桑之美、空旷之美,在休闲之余体会云冈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出土的遗物中,有石雕造像、建筑构件、石器、陶器、瓷器、铁器、钱币等。其中石雕造像比例较大,多为石窟崖壁崩塌下来的北魏遗物,雕刻的内容有佛、千佛、菩萨、弟子、力士、飞天、供养人及装饰图案等。其中千佛的脸与手等部位均贴金箔。另外,在20窟窟前西侧发现此窟立佛造像的衣纹石雕约块,一般凿1—3个。衣纹雕刻的风格明显地具备云冈石窟早期造像特点,这为研究云冈第20窟前立壁的崩塌时间问题又增加了新的佐证。在这批出土的石雕像中有一件弟子头的圆雕像,它的造型比例适度,高鼻深目,脸部棱角分明,手法十分简略概括,而形象却优美生动,堪称北魏石雕中的上乘作品。

在出土的建筑构件中,有瓦当、滴水、筒板瓦、砖、套兽及莲花状圆形装饰等。其中北魏至辽金时期的瓦当有7种,大致可分为3类:文字瓦当两种,字体为隶书“传祚无穷”和“百岁富贵”;兽面瓦当三种,有忍冬兽面纹、连珠曲线兽面纹、连珠兽面纹;莲花瓦当二种,有莲花图案及连珠莲花纹图案,还有北魏羽状纹前缘的板瓦和辽金麦穗纹滴水。

北魏时期陶器有宽沿曲腹盆、平口直颈壶及罐、侈口和直口矮颈鼓腹罐、盘口罐等。壶、罐等器物与大同北魏墓出土的同类器物在形制、纹饰上相同或相似,但大型陶盆却为墓葬中少见,是一种生活实用器具。辽金时期陶器有罐、盆等。瓷器主要为辽金时期遗物,在黑釉和酱釉的大缸和瓶、小盏以及胎釉洁白的白瓷碗、盘、碟等残件。另外,还发现北魏时有文字的遗物两件,一件为石雕莲花钵,底刻“妙兴西北方主”;另一件是块残碑,残留“自……京……主”等字,二者书体皆为魏碑,尤其是石碑上的文字笔法苍健古朴。

计划的这一天就是看完云冈石窟,离开西京的山西我们进入上京内蒙古休整的一天,在山西的游览真是节奏紧凑有点赶。

住在大同郊外很解馋的吃了两天驴肉和驴蹄子晚餐,驴蹄子卖之前过称,吃完骨头再过称,两个相减就是你吃的分量然后算钱,真是对吃货的实在和智慧的没争议。

卤制的驴蹄子

想问问河曲的群友,这是河曲出的吗。

这一篇实在写的辛苦,查了很多参考文献:[1]长广敏雄,水野清一著.王银田译《云冈发掘记》一,曹臣明译《云冈发掘记》二.《山西省考古论文集(二)》,山西人民出版社,年4月第1版.[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著,《北魏洛阳永宁寺——~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年6月第1版.[3]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云冈石窟第三窟发掘简报》,《文物》4年6期.[4]冈村秀典编.《云冈石窟?遗物编》,朋友书店6年2月第1版.[5]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北魏方山思远佛寺遗址发掘报告》,《文物》7年4期.

希望各位能有机会去大同,看看石窟艺术震撼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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